罗志恒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各位领导和专家，大家好！非常高兴向大家汇报关于两会的学习体会。

现在大家对于中国经济有很多共识，包括要提振消费，尤其是解决供强需弱的问题。关于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大家都谈到消费能力的问题，就是增加居民收入，这次《政府工作报告》特别谈到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我今天主要想与大家探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这个格局的发展逻辑以及简单提出一些建议。

学习《政府工作报告》后，我认为2026年经济工作特别需要解决的三个大的问题分别是需求端提振消费、供给端科技自立自强、防范化解风险。

从研究的视角来看，中长期要稳定中国经济，找到4.5%—5.0%的增长平台，核心是要激发居民、企业和政府这三大微观主体的积极性，这就要对三大微观主体实施三大改革：对居民部门进行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对企业部门进行市场准入和产权保护的改革，对地方政府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我认为让地方政府有更多能力和积极性发展经济是当务之急，最根本的是财税体制。房地产下行前，2021年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约8.5万亿，这个数字在2025年减少到4.2万亿，如果房地产下行导致的4-5万亿的收入缺口得不到弥补，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和积极性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于是就会进一步影响企业和居民部门的积极性：一是可能会拖欠企业账款，使得营商环境恶化；二是没有钱就没有办法给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进而无法释放消费潜力。

中国当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正进入到AI时代或者智能经济时代，这个时期收入分配极为重要。我们观察到，在当前这一轮科技革命爆发阶段，全球出现了“低就业”增长，全球主要国家的经济都出现了分化现象，美国经济是K型分化，中国是温差，一部分群体的收入跟不上经济增速、另一部分群体的收入和财富在短时间内快速上升。其实历次科技革命都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是资金和科技密集型产业，但是唯独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排斥劳动力的，所以现在出现了很多的一人公司、五个员工的独角兽企业等，一个人或者五个人的团队就能占据庞大的社会财富和资产。一方面生产力、供给端在科技革命后得到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从需求端看，旧动能所属行业中的大部分人因为不具备科技革命和新动能相应的技能而掉队，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客，社会的就业和收入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这就导致供给端快速上升、需求端持续萎缩，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所以，供强需弱、新旧动能转换期，AI时代的收入分配重要性远胜以往，既要鼓励新动能发展，又要防止收入和就业分化、进一步加剧供需矛盾，核心在于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扩大内需，提振消费，要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实际上在二十年前、十年前、五年前我们的文件都提到过要收入分配优化的问题，在现在这个节点，泛泛讨论已经没有意义，我认为必须有一些实际的举措和更加落地的研究。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是提高居民收入。但是提高居民收入还是提高居民收入在整个分配中的占比是两个概念，如果只是提高居民收入，如果居民收入的增速低于经济增速，即使收入提高了，但是居民收入在整个分配中的占比其实是下降的。《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的要求，我想对应的其实就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的提高。如果提高居民收入的占比，那就需要降低其余部门的收入比重。企业部门很困难，政府部门的宏观税负也在下行，而且目前加总一般公共预算、土地出让、国有资本经营、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后的广义宏观税负也只有28%左右的水平，似乎也没有下降的空间。怎么办？

关于我们国家内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大部门的分配格局，我向大家汇报四个基本结论。

第一，在我国三大部门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居民部门收入分配占比最高，政府最低，企业部门居中。这与国际情况是大体相当的，我们分析了中国之外的19个经济体，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基本都是居民部门占大头，紧接着是企业部门，政府是居于最低的。

第二，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占比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主要是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从具体数值上来看，在初次分配中，2022年居民部门的占比是62.2%，在国际20个经济体中（含中国），我们处于中等偏靠后的位置，比英美低了约10个百分点。再分配的情况也差不多，与英美也有10个百分点的差距。

居民收入分配占比偏低的主要原因是劳动报酬占比偏低以及财产收入占比偏低。劳动报酬占比偏低是基本共识，从财产收入来看，在国际20个经济体中，我国的财产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只有4.7%，排在15位，而且我们的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极其单一，70%都依赖于存款利息，资本市场分红收入占比更是显著低于主要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居民收入占比在国际上偏低，主要原因是劳动报酬，尤其是财产收入，与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够繁荣发展有比较大的关系。

第三，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中国企业部门的占比相对而言偏高，在国际20个经济体中，我们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在经济下行期，很多企业包括民营企业都说压力比较大、比较难，PPI也在下行，企业收入和利润相对比较低，但是为什么中国企业部门在收入分配的比重在国际上会偏高？主要两个核心原因：一是与经济性质有关系，国有企业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的控制力较强，国企占比相对而言偏高；二是企业分红和国企上缴财政的比例偏低，剔除掉资本经营预算又用于国企的支出后，在大部分年份中，国有资本净上缴利润不超过5000亿元。同时，我们上市公司的分红比例偏低，大量资金沉淀在企业部门，没有通过分红这个渠道转到居民部门，成为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所以我国居民部门财产性收入不足的原因除了资本市场不够发达，还有一个关键原因是上市公司分红力度不够，如果上市公司分红力度提高10个百分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就能提高1.8个百分点。所以，我国企业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相对偏高源于国企占比偏高、国企上缴收益比例较低和上市公司分红比例过低。

第四，我国政府部门在分配过程中呈现 “低汲取、弱调节、弱实物再分配”的特征。在低汲取方面，国际上横向比较，我国政府部门收入占比偏低，特别是近年来我们都可以看到宏观税负在下行。在弱调节方面，直接税占比偏低，导致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较弱。在弱实物再分配方面，在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等以实物或服务形式直接惠及民众的转移支付（“实物社会转移”）规模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较低。

我认为决定收入分配格局的有两个要素。

一是发展的阶段和资源的禀赋。过去我们面临的是供给短缺，但现在是需求不足，在供给短缺发展经济的时代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要多生产、多积累、少消费，在那样一个时代下，人们要勒紧裤腰带，压低工资支持工业化建设，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很自然地会偏低；同时这是由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决定的，当时我们发展水平偏低，劳动力过剩，资本不足，所以可以看到劳动力的价格偏低，资本占比偏高。

二是与产业结构有关系。农业、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很自然带来的就是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占比会相对而言比较偏高，当前服务业还不够发达，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占比也偏低。我认为要处理好“保持合理的制造业比重”的问题，服务业发展较快会导致制造业比重相对下降，这并不意味着出现了制造业空心化的现象，要理性看待。产业结构决定了收入分配的格局，当然还有一些制度和政策的因素。

从时间序列来看，我们收入分配格局在持续优化。以2008年为界，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从2008年的57.0%上升至2022年的62.2%，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从2008年的55.5%上升到2022年的60.8%。2009年后出现了“民工荒”，从那个时候起，劳动资本的稀缺关系在慢慢发生一些变化，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的占比在逐步提高。

在当前形势下，优化和落实国民收入分配，推动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让利，我认为有两个抓手和两个创新。

第一个抓手，以国有企业为抓手，提升国资收益上缴财政的力度，专项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两会期间大家对这个问题谈到了也比较多。

第二个抓手，以上市公司为抓手，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鼓励上市公司增加分红、实施股权激励，增加居民财产收入。

第一个创新，借鉴财政贴息政策，中央财政出资设立“城乡居民增收的专项引导基金”。以企业现在的经营状况，让企业直接给老百姓增加工资是有难度的，增加工资最核心的途径是企业能盈利。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企业给员工涨薪，由中央财政出资给企业适当补贴，发挥杠杆作用，等经济进入正常循环后再退出这样的补贴，我认为可以先在全国进行一些试点工作。

第二个创新，推动农村土地的市场化流转和提高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我总结一下我的六个观点。

一是新旧动能转换和未来AI时代要尤其注重收入分配问题，事关供需平衡。

二是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基本特征：居民收入占比在国际上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主要是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企业部门收入占比偏高，主要是国企占比高、分红偏低；政府部门收入“低汲取、弱调节”。

三是收入分配格局是由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制度政策等多重因素决定的。

四是居民收入占比呈现“U型”规律，但这个过程很漫长，需要政策进行引导和干预。

五是居民、企业、政府收入结构是一种政治经济选择，不同结构意味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收入分配，核心是寻求民生福利、供给能力与宏观调控能力间的平衡，而非单一占比的无限扩张。

六是并不是居民收入占比越高，收入分配就越合理。要综合考虑是否与当前发展阶段匹配，居民内部结构是否合理。

时间关系，我就汇报到这里，谢谢大家。